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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纸历史

    时间:2011-01-18 17:01:19 来源: 作者:


  造纸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纸的出现,不仅使记录知识、传播知识的工具实现了改革,而且也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物品,并对文化事业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起了重大作用。探讨藏族造纸的历史渊源和发展历程,对藏族的造纸史、印刷史、图书史、科技史和文明史的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试图在现有的史料和社会调查的基础上,对藏纸生产历史作粗略的考证。

  在造纸术还没有传入吐蕃之前,藏族曾经使用过树皮、石片、羊胛骨头、木板、竹片、羊皮等作为书写载体。那么造纸术究竟何时传入吐蕃和开始生产藏纸的呢?据《旧唐书》记载:吐番“因请蚕种及造酒、碾、磑、纸、墨之匠,并许焉。”①这是目前能看到的造纸术传入西藏的最早记述。

  据《拔协》、《松赞遗训》(又译《玛尼遗训》)、《西藏王臣记》、《智者喜宴》等众多藏文古文献资料记载道:吐蕃第三十二代赞普松赞干布为迎娶尼泊尔墀尊公主,先后派遣其大臣“噶尔·东赞域松和吞弥·桑布扎带领臣仆骑士百人经过艰苦行程来到尼泊尔的昆布城,在龙宫殿谒见了德瓦王即铠甲光王,敬献多种黄金珠宝和镶嵌无价之宝红宝石的特殊琉璃宝盔等。噶尔·东赞域松施礼颂王,详细讲述了琉璃宝盔的特殊功能,说明了前来为赞普请婚的情况,尼泊尔王再三表示不愿把公主嫁给吐蕃。这时吐蕃赞普使臣依次将松赞干布的书函呈交尼泊尔王,尼泊尔王看完书信后,一方面慑于吐蕃赞普的威力,另一方面倾慕贤明、英勇的青年赞普的本领,答应将墀尊公主嫁给松赞干布”。此后藏王松赞干布为迎娶东方大唐皇帝的文成公主,“赐给多种黄金宝物,一等金丝绫缎衣服和镶嵌着红宝石的琉璃铠甲等高贵礼物以及绝密书信,派遣以噶尔·东赞域松为首的百位大臣骑士前去唐朝为赞普聘娶公主”。以上两处都提到了书信,并明确记载,这些书信写在靛蓝纸上。靛蓝纸又称磁青纸,藏语称“汀秀”,是把数张普通纸迭合用浆糊粘合之后涂一种名叫“汀”的蓝色矿物颜料,然后研磨打光而成的一种特殊高级书写材料。由于这一时期中原造纸术还没有传入吐蕃,吐蕃本地造纸技术又不具备,因此藏王所使用的靛蓝纸视为吐蕃本地生产的可能性应当排除(有待于考古新发现)。其理由是,如果说当地已经掌握了造纸术,并且能造出磁青纸,吐蕃就没有必要请求唐朝派造纸、墨之工匠。7世纪上半叶,赞普松赞干布统一青藏高原各氏族部落,建立了强大的吐蕃王朝,此时已经有了相当发展的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同时与唐朝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建立了密切关系,为造纸术的引进和当地造纸奠定了基础。

  贞观十五年(641年),江夏王李道宗护送文成公主入藏。公主进藏时带有“不计其数的珠宝、本尊释迦牟尼佛像、占卜历算之书六十种、医药、十八种工匠、各种谷物种子、众多男女侍从等”。②在此之后,唐又应吐蕃“请蚕种及造酒、碾、磑、纸、墨之匠,并许焉”。③在这一时期,吐蕃和唐朝通过联姻,互派使者,派送吐蕃贵族子弟到长安入国学,进一步密切了吐蕃与中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联系。尽管当时吐蕃具备了生产纸张的物质基础,中原造纸术又已经传到吐蕃,但吐蕃习惯使用竹笔写字,对纸张质量要求与内地不同,况且中原造纸所使用的竹、稻、鱼网等原料吐蕃均没有,需要探索和发现新的造纸原料及工艺。在藏汉工匠的共同努力下,经过9年的探索实践,不仅找到了造纸原料,还逐步形成了独特的藏纸生产工艺。《中华造纸2000年》一书说:“吐蕃650年开始生产纸张。”④这个判断应该是正确的。7世纪中叶,逻些(今拉萨)和雅砻已成为吐蕃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自然也成为最需要纸张的地方。根据现有藏、汉史料分析研究,藏纸生产的历史可以追溯到7世纪藏王松赞干布时期。笔者认为藏纸生产的开始应该是从逻些和雅砻逐步推广到全藏区,乃至到邻国。

  松赞干布完成统一吐蕃大业后,为治理朝政的需要,派遣吞弥·桑布扎等16人去印度学习文字,学成归来后创造了今天的藏文(是为传统说法,桑布扎之前有无文字不在此文讨论之列),同时开始翻译佛教经典。由于松赞干布及两位公主都信奉佛教,因此,佛教开始在吐蕃上层社会流行,佛经的需求量也随之与日剧增。随着藏文的不断完善,以吞弥·桑布扎为主,在印度和汉地和尚的协助下,开始了翻泽抄写佛经的工程。吐蕃文化的快速发展,汉地进藏的造纸工匠和佛经的翻译、抄写,是造纸技术在吐蕃得以迅速普及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从8世纪开始,在西藏佛教发展的前弘期和后弘期期间,中外各族高僧云集吐蕃,进行了多次大规模译经工作,将梵文、汉文和克什米尔文的佛经译成藏文,搜集成大型佛学丛书,并且编纂有《丹噶》、《旁塘》、《钦浦》等典籍目录书籍。据统计,在这段时间内,译师达350人之多,共译出佛典4000余部。翻译的书籍除佛经还有天文、历算、医学等著作。赤松德赞时期为了保障译出大量的佛经著作,赞普下令征收纸、铜、铁和皮张等。在《晶岩箴言》中记载:“国王令从门隅征收纸张,在统一领域的缮写者、木匠、铁匠等全体百姓在同一时间内完成纳征”,同时依照佛教僧人的等级,供应数量不同的青稞、衣服、酥油、纸、墨等,以保证他们的生活所需和译经用纸。译经事业不仅促进了藏族文化的迅速发展,同时也促进了藏纸生产的发展。有了纸,书籍便可以大量地转抄广传。由于利用藏纸抄写的佛经和各种文献数量的剧增,这些佛经和文献传遍西域各地,其中最具典型的是敦煌。吐蕃统治敦煌60年间,大量的吐蕃历史文献和佛经流入敦煌,据文献记载,当时吐蕃王朝在敦煌还建有一个译场。在评价敦煌石室发现的藏文手稿卷和佛经所用纸时,研究中国造纸技术专家播吉星先生所著的《中国造纸技术史稿》中这样写道:“天宝四十载(755年)唐内部发生‘安史之乱’时,吐蕃贵族乘机夺取了河湟和陇右地区,此后又占据甘肃的一些地方。因此,在敦煌石室所藏写本中,发现有一些藏文经卷,大部分是佛经。从这些藏文写经文字书法风格来看,有些是在藏文文字改革前写的,有些则是在这以后写的。这些藏文写经,年代上应属于7~8世纪至9世纪。藏文写经用纸,直高均比汉文唐人写经尺寸大。这类纸据我们鉴定,有的是甘肃造的,有的可能就是吐蕃造的。从纸质厚薄、帘纹形制和外观来看,决非中原产品。”

 

图一、朗县金东区上造纸场遗址。

  7世纪下半叶至8世纪,造纸业在吐蕃不仅得到全面的普及,同时造纸术通过参加译经的印度高僧和吐蕃人人印取经求法等途径传入印度。据《中华造纸2000年》一书记载,大约7至10世纪,造纸术经中亚和西藏,同时向印度传播……纸和造纸信传入印度大约有以下几条线:一是途经中亚的陆路,是丝绸之路的分支,东西方的僧人和商人往来多经这条路;二是从西藏翻越喜马拉雅山到尼泊尔的高原之路。尼泊尔造纸术来自西藏,又传入印度;三是海上丝绸之路……在喜马拉雅山南麓,民间造纸业是从西藏学来的,据说至今还保留着中国唐朝的工艺。

  纸张的大量生产和广泛使用是印刷术产生和发展的前提。到13世纪时,内地的木刻印刷术传入西藏。印刷业的兴起,导致文字记录物——书籍的大量生产。西藏地方帕木竹巴第五任执政者札巴坚赞在位期间,西藏地区经济繁荣,文化发展,由于西藏具有千年以上的木雕技术基础和丰富的木材资源,木刻印刷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到15世纪,大规模应用于刊印佛教学者的著作。印刷业推动了藏族文化的传播和发展,促进了文化的繁荣。一贯靠手抄佛经的传统方法不再适用,取而代之的是木刻印刷,于是在全藏区陆续建立了大大小小的印经点和印经院。由于印刷事业的发展和印经数量的增长,为造纸业开辟了新的广阔市场,藏区各地出现了许多新的造纸作坊,以满足印经和社会需要,这种需要必然又促进了造纸业的发展。

  影响较大的藏纸产区有:拉萨、门隅、塔布、工布、尼木、桑昂曲宗、措那、后藏及康区,还有不丹和洛门塘等地。各地生产的藏纸按产地取名。除藏北地区由于原料缺少而没有产纸记载外,其他各地几乎都能生产藏纸。在诸多品种的藏纸中,公认最好的藏纸当属金东纸。

  说起金东纸,大家认为金东区(注:朗县金东区)只有一个造纸场,实际上金东地区有两个造纸场,分为上下造纸场。上造纸场位于西日卡公社第一生产队(50年代前归西日卡宗管辖),有个叫“卓”的地方,这里有茂密的原始森林和丰富的造纸原料,有当地人称作“秀新”的灌木丛和水资源,造纸场地依山坡形成(参见图一朗县金东区上造纸场遗址图片)。造纸生产在夏季进行,该场盛产各种规格的高档公文书写纸。在调查金东纸的规格时,据当地年长者介绍说,不同的纸模规格,有不同的纸浆重量标准。纸浆球有重一娘卡,还有二娘卡和三娘卡,抄造出的纸为一庹长、二庹长直至三庹长,一娘卡的重量约0.7市斤。照此说法,三娘卡重的纸浆造出纸的重量应不少于2.1市斤。过去市场上出售的最大的纸叫“果参巴”,意思是有门框的大小。西日卡上造纸场生产的纸张质量最佳,所以一般作为****、班禅和西藏噶厦政府及官员的写作公文用纸。金东纸尽管在市场上也有出售,但由于价格昂贵,一般人用不起。上造纸场建于何时无法考证。

  下造纸场位于西日卡公社第四生产队。造纸场所在地叫“康玛”,其规模要比上造纸场小得多。该场特产藏钞用纸。50年代前,该造纸场有工人二百余人,这些工人均由拉绥宗、加查宗、古如朗杰宗、金东宗派遣。藏钞用纸在工艺上有特殊要求,柔软性强,经久耐用,在部分钞纸夹层中印有“噶丹颇章却来朗杰”(甘丹颇章即原西藏地方政府的别称,却来朗杰即事业殊胜)一行藏文水印,作为防伪标志,同时也说明了藏族造纸术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钞纸抄造属秘密性技术工作,当地居民一概不允许在该场做工,该场员工全部由金东宗派遣东雄乡的民工来充任,因此一般人都认为藏钞纸和书写用纸都是一个场生产的。钞纸规格为20×30公分,共5种,日产量在500~900张左右。金东上下造纸场应该算是官办造纸场。说是官办造纸场,其实地方政府除对拉绥、加查、古如朗杰、金东四宗下达每年应征收纸的差徭外,对造纸场没有任何资金投入和工人工资支出,上述四个宗之间也不存在什么隶属关系,所不同的是金东宗要承担提供造纸民工的口粮。据西日卡公社第一生产队社员白玛曲珍(女,69岁,1982年)回忆从前在造纸场做工时的情景时说:“我在纸场做工30多年,那时干活特别苦,金东宗只给口粮,不付工资,造纸民工除了要完成造纸差役,同时还要完成其他差徭,工人生活很苦”。造纸工序讲究连续性,劳动时间长,又无生活保障,因此,造纸工人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

  下造纸场建场时间应晚于上造纸场。因为只有在社会上流通纸币的时候,才有可能生产特殊的钞纸。那么西藏是什么时候开始使用纸币的呢?据中国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金融研究所的次仁平措所长等同志撰写的《原西藏地方钱币概况》(专刊)第3页上说:“西藏地方铸币有籍可考的时间是1792年开始的。”在该刊第4页上又写道:“随着英印商品在西藏大量倾销,东印公司制造的印度卢比也开始在西藏流通。清政府认为印度卢比在西藏的流通有碍我国的主权,加之当时西藏地方政府经费短缺,为解决这一矛盾,摄政王第穆呼图克图报请驻藏大臣批准,于1890年起又发行了三种章卡银币……从此西藏地方政府所造的硬币、纸币正面均印有‘甘丹颇章,却来朗杰’字样。”照此说法,在藏钞上印有“甘丹颇章”的历史就有120年。因此,生产藏钞纸张的历史应该在120至138年之间。

  藏钞纸生产点除金东康玛外,在朗县古如朗杰区鼎木乡还有个叫“觉布朗”的地方也生产钞纸。

 

图二、瑞香狼毒。

  据《德格印经院》一书记载,德格土司时期,将盛产“阿交如交”(注:瑞香狼毒)地区内的具有造纸技能的差民定为固定造纸差户,直接由印经院管辖的造纸差户大约有百余户。“按印经院规定,每个造纸差户一年应按例上交印经院用纸1700张,再加上印经院每年强行摊给每个造纸差户60个藏洋的茶叶换取3000张纸,即每造纸差户一年实际要上交印经院印刷用4700张纸。”⑤

  在藏纸产区,藏纸生产的形式大多数也是以一家一户或一两户合作以手工作坊形式生产,藏纸生产户完成规定的纸张差役后,剩余的纸张可以拿到市场上出售叫“久铁布”。各地所生产的纸及其大致用途分别简述如下:

  错那所产藏纸供地方政府各机构书写公文使用。

  工布雪卡地方产的藏纸,作为一般性书写用纸。

  塔布纸主要用于书写公文,特别是需要加盖印章的公文,如各种布告、诉讼公判书、条令及重要文件。

  后藏产的藏纸分粗细两种,其中较细略呈红色的纸主要由扎什伦布寺使用,略粗一点的供给萨迦寺使用。

  不丹产的藏纸厚实,质量较差,但易吸墨,主要用于大藏经《甘珠尔》、《丹珠尔》及其他佛经的印刷和作为各大寺院的记事本等。

  金东纸分为长短几种,一般较长的主要用于地方政府的布告、告示,如禁杀令等;较短的用于加盖噶厦印章的布告、判决书、行政命令。金东纸为藏纸中的精品。

  藏纸以瑞香狼毒、沉香、山茱萸科的灯台树、杜鹃科的野茶花树和故纸等为主要原料。杜鹃科类原料可任意抄造各种厚薄纸张,被视为上等原料;沉香制造的纸质地较厚,宜作写经用,视为中等;瑞香狼毒在抄造过程中还要进行消毒处理,虽被视为下等原料,但该纸具有不蛀虫、可长期保存等特点。

  藏族造纸工艺主要分为去皮、剉捣、蒸煮、沤制、漂洗、捣料、打浆、抄造。抄造过程为以木框绷紧的纱布筛作为纸模,大小规格随意掌握,将浆液浇注于其上,滤水时一定要端平,否则纸的厚薄不均;经日晒干,揭下成纸。好纸标准为:厚薄均匀,不透孔,没有污点和杂质,不留砑光痕迹,柔软、白净。

  藏族除了能生产书写的白纸外,还掌握了选择适宜的染色剂对纸料进行染色,抄造各色纸,如红、黄、兰、黑、紫、绿等纸张。抄造各色纸张也是一项重要的造纸技艺。

  在对藏纸的评价上,潘吉星先生在《中国造纸技术史稿》一书中引用了一段查礼(1716~1783年,欧洲人)所写的《藏纸诗》长句:

  孰意黄教方,特出新奇样。臼捣柘皮浆,帘漾金精让。取材径丈长,约宽二尺放。质坚宛茧练,色白施浏亮。涩喜爱隃麋,明勿染尘障。题句意固适,作画兴当畅。裁之可糊窗,缀之堪之帐。何异高丽楮,洋笺亦复让。⑥

  藏纸在坚韧、纤维交结匀细程度上,确实不次于当时欧洲洋纸,它既适于书画,又堪作纸帐、糊窗等日常之用。

  《中华造纸2000年》一书对我国历史上几个少数民族地区生产的纸张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们在各自的地域范围内,为中国的造纸术的发展与传播作出了特殊贡献……吐蕃生产的蕃纸坚韧厚实,耐拉抗蛀,于纸中独树一帜。”

  1300多年来,藏纸生产随着西藏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而发展,满足了社会的需求。藏纸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对藏族的文明史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造纸工人对西藏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功不可没的贡献。

  藏纸生产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但由于受到封闭的社会形态和守旧思想观念影响,造纸业生产千余年来停留在较低水平上,没有得到更大的发展。尤其到了20世纪40年代以后,受到现代文明的冲击和机制纸张充斥市场,加之藏纸传统生产本身由于技术手段落后,消耗劳力大,成本高,产量低等诸多缘故,藏族传统造纸业在藏区逐渐失去市场,技术失传,社会上藏纸已经绝迹。

  近年来,在自治区工业厅轻纺局等有关单位的重视下,区档案馆等单位出资在拉萨市城关区和尼木县境内组织一些有造纸经验的人,重操旧业,小批量生产藏纸以满足社会特殊需求,使传统的民族手工业藏纸制作业又得到恢复并呈现出新的生命力。[责任编辑 李登贵]

注释:

①刘昫等撰:《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6册,第5222页。

②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汉藏史集》(汉),陈庆英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96页。

③同注①。

④杨润平:《中华造纸2000年》,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78页。

⑤杨嘉铭:《德格印经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3页。

⑥潘吉星:《中国造纸技术史稿》,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第131页。

  [作者简介]次旺仁钦,现任西藏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处处长、副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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